正如索尔兹伯里所预料的那样，远东政治因为国家实力的缘故，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真正能够左右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大势的还是欧洲。此时的欧洲已经越来越走向分化，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因为海外殖民地的瓜分，欧洲传统强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代表海洋的英国和代表陆地的德国将整个欧洲大陆分成了两个集团，进而守护或是破坏旧的世界秩序。
谭延自然喜欢看到欧洲愈演愈烈的政治冲突，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列强的目光留在欧洲，自己才能放下心来整顿国内的局面进而重整整个远东政治新秩序。不过这一过程对谭延而言是非常漫长的，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工业发展水平实在是太低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停留在非常低的层次，就像两个穷人在打架，一个穷人比他的对手更富有一些，买了一把菜刀来助阵而已。
因为政府财政国库充足，沈静将其中部分财政资金用来还清中日甲午战争的对英国的贷款之外，开始兴建更多的铁路——铁路在这个时代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中国能够建成发达的铁路网，对于经济促进流通自然是不用说，就是对国防也有着重大的意义。通过铁路中国可以走精兵路线，有效的控制军队数量使国防经费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对于这个并不安定的中国也有着莫大的意义。
不过沈静批复的在国内扩张建设铁路网的计划重点侧重于北方，从政府财政款项中直接出资，向由谭延手中地中国北方铁路公司注资，从而获得股权的百分之四十。经过这次铁路股份交易，除去政府直接掌握了北方铁路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权之外，谭延手中掌握了百分之三十五。伍氏家族掌握了百分之七，其余百分之十八由大小股东所掌握。
当然收购向北方铁路公司这样国内相当“强悍”的实业，如果一次性让政府财政支出所有款项，就算是以现在手中掌握三亿五千万两白银国库的沈静也会要急得跳楼——中国北方铁路公司掌握了像京汉铁路及其附属支线、京济铁路、京张铁路三条已经运营的铁路，还有正在建设中地京济铁路向上海延伸段、关外铁路等等，想要掌握它的百分之四十的股权。中华共和国需要付出至少六千万两白银的代价。
当然即便是出资六千万两白银，中华共和国政府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也是非常划算地——中国北方铁路公司所掌握的铁路都是中国最赚钱的铁路，已经完成建设并且开始运营，如果真的要按照“市场价格”来收购其百分之四十地股份，非上亿两白银不可。
谭延奉行的是“完全掌控”政策。中国北方铁路公司并没有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股票，所有持股人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天津的商团，伍氏家族和他这么亲密的关系也仅有百分之七的股权就可见一斑。事实上为了促成这笔交易，伍氏家族拿出了百分之二的股权。小股东合计拿出了百分之二，其余百分之三十六的股权都是从谭延的股权中分割出去地。按照谭延“绝对不能让合作者”吃亏的的规则，他分别给予了其他股东六百万两的补偿，可以说从头到尾谭延才是这次交易地吃亏者，不过按照当初他从组建“京汉铁路公司”发展到“中国北方铁路公司”的投资额来说，还是小赚三四百万两。
谭延做出这样的商业决策也并不是赔本，从此中国北方铁路公司将会有政府资本的背景，可以以更加强势的态度去在中国铁路市场上和外国资本相较量。在谭延一手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外国资本自然是不可能进入中国铁路市场，而以后更加长远考虑的话，无论谁来当这个家，在铁路方面中国北方铁路公司都是一头狰狞地恶兽。牢牢地把持着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政府入股铁路公司对除去谭延和伍氏家族之外地小股东来说也是很有冲击力的——晚清的腐败政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谭延拉着他们一起发财，除去手中股票不说，每年的利润分红也让他们非常满意。如果中国北方铁路公司能够上市的话，他们手中的股票价值再翻上五六倍甚至是十几倍这都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伍氏家族他们在谭延身上的投资属于政治投资，也并非要求一定要赚钱。铁路公司是优质产业。伍氏家族在这上面也绝对不会有什么亏空。
重新组建的铁路公司董事会从股权上而言，只要谭延不反水。政府很难操纵铁路公司。而政府入股铁路公司的资金也将会成为今后中国发展铁路的固定资金——政府虽然是廉价收购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但按照合同规定，在未来的二十年内政府对这笔投资的回报，也就是铁路公司每年的利润分红是不能随意挪用的，必须投入到新铁路的建设当中，并且不算入股份持有比例。
即便是二十年后也是按照比例提取分红，直到四十年后才可以任意支配铁路公司的分红利润，这也就保证了铁路公司不是政府的提款机，铁路公司也可以有了政府分红的资金用于投入铁路建设。至于未来四十年后，谭延不能保证铁路公司还会像现在这样赚钱，同时铁路公司总归是要面临上市问题，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在疯狂的股份价格升值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股权变化，这就不是他所能够把握的了，总归在漫长的时间中，所有现在持有铁路公司股份的人都会赚钱，这中间同样包括政府。
不过在这次交易之后，伍轩仁代表谭延召集天津、上海和广东的巨商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南方铁路公司”。公司的第一个项目便是承建粤汉铁路和从上海至广州地沪粤铁路。中国政府还会拨出一千万两白银入股占据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谭延本人入股两千万两为百分之四十，其余股份被小股东所瓜分。未来的中国南方铁路公司将完全会以商业化的方式运营，如非董事会决议，政府不得扩充股份比例——谭延和伍氏家族控制着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没有他们俩人的点头。这家铁路公司永远不会像北方铁路公司那样走向“国营化”。
所有地交易都是谭延一手策划，他不会让自己的合作者吃亏，更不会留下政府和大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铁路是国家的命脉，让国家资本介入已经逐渐形成气候的铁路公司，也是保证了政府日后和商人资本地合作基础。对政府而言更是“强制”其每年必须要对铁路的投资。经过这一番的交易之后，中国将会开始新一轮的大规模铁路建设，在北方以郑州为中心不同于纵向地京汉铁路，将会横向修建一条从济南开始经郑州、西安最后终点为兰州的大铁路。除此之外还有北起山西大同经太原、辽州在彰德与京汉铁路向连接，同时也会有从太原直同北京的铁路。南方则是从上海至广州，还有一条便是策划了十几年的粤汉铁路——政府将会为中国南方铁路公司提供武力支持，所经省份如果受到任何刁难，便是政府出兵的理由。
中日两国的赔款问题也在各国列强驻华外交使节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公使团内部也因为各自国家的利益而对中日赔款产生地两种态度。英国为了扶植日本自然不希望赔款的压力过重，而德国为了发展中国这个潜在的远东盟友，自然是全力支持中国对日本的赔款要求。其实就算是英国自己也很矛盾。英国船厂里面有日本订购地两艘战列舰和两艘装甲巡洋舰，总价值近三百万英镑，可以说日本不能取得像六年前那样的大胜，要挟中国获得巨额赔款。日本就无法支付战舰款项。
如果将三百万英镑折合成白银的话，就是两千万两白银，显然以日本当前的经济情况，就算中国不要求赔款，日本也是无法支持战舰款项。同时日本从甲午年大战结束到现在，因为其国内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加之中国在纺织品和生丝出口方面的打压。日本从英国的借款已经超过了六千万两白银。英国国内银行是不会再贷给日本哪怕一个便士。
谭延公开宣称如果满足中国对日本地战争赔款要求，那中国将会从所获得地战争赔款中抽出款项代替日本购买英国为日本建造的四艘战舰——尽管通过实战证明。中国地龙旗号和自产的靖海级装甲巡洋舰分别对这四艘还在港口中的新舰形成决定性优势。中国肯花大价钱甚至是亏本来购买这四艘战舰，其出发点无疑是从限制日本海军规模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不是白银或是英镑可以衡量。
作为战胜国，中国在这次谈判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不同于甲午年中国即便战败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日本受限于其资源贫乏国力贫弱，这一次战败几乎就等同于断掉它未来二十年的国运，考虑到日本政府身上的债务负担和国内经济被英国所把持，它要想恢复元气的时间还要更加漫长。
英国用朱尔典换走了窦纳乐，但是对窦纳乐联合日本牵制中国的方案也是举棋不定，涉及到三百万英镑的商业交易，英国国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以承建商维克斯公司和阿姆斯特朗公司联合起来向英国政府施压，促成中国对日本的赔款要求——日本无论采用任何一方的赔款方案，都意味着这四艘战舰发包流产，虽然有南美的阿根廷等国家因为冲突是个潜在的买家，但都比不上中国这么明确，况且南美国家也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一下子便可以订购四艘战舰，而且因为中日海战南美国家对于旅顺造船所的产品似乎也表示了一定的兴趣。
联合日本牵制中国的方案是窦纳乐同日本方面单独做出的方案，英国政府对此本身就有很大的疑虑，而中国政府也发出了两国联盟以抵制俄国渗透地要求。显然同窦纳乐的方案相比，中国政府提出的联盟方案似乎诱惑力更大，虽然中国政府以英国归还其关税权为代价联合英国对付俄国的压力。但是相对于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更加强势的保障，从英国首相往下都认为放弃窦纳乐的方案对英国更为有利——应该说索尔兹伯里和窦纳乐之间地私人恩怨对英国政府的这一决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应该说英国对华关系在这一时期是极为混乱的，不像它的潜在竞争者德国那么干脆，直接派出了皇帝地弟弟去访问中国，而是左右为难——维克斯公司的要求自然是从商业利益角度上出发，索尔兹伯里首相虽然讨厌窦纳乐。但从政治方面看联合日本牵制中国才是正确的，只是让索尔兹伯里感到愤怒的是窦纳乐联合张伯伦来推行这一政策，只不过张伯伦对此并不感兴趣而已。
对于英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遥远地中国并不了解，只是对于这个国家的新总统谭延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赞叹不已——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而在医疗上谭延对于血型和血液方面的论文已经为欧洲医学界所熟知，并且很快的便应用到手术治疗当中。谭延在科学上的成就引起了欧洲的广泛关注，并且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地提名，只是最终不知道什么原因未能获奖。即便如此谭延在欧洲的名声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中日双方正在北京展开谈判，但是在北洋海军的掩护下，三千名中国士兵在没有遭到抵抗地情况下登陆琉球，宣布了中国收回琉球，所有日本移民全部被关押到集中营施行劳动改造，成为谭延的免费劳工在琉球兴建港口开垦土地。这些日本移民在战争结束之后被日本政府所抛弃，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而在战后日本政府似乎也忘记了他们的存在。谭延就更加无视这些“战俘”，他们被中国政府罚以二十年的苦工劳役，直到二十年后连同这次战争中在朝鲜的战俘被直接运送回日本。
至此日本手中可以打得牌已经出尽，就剩下对赔款数字的纠缠。而北洋海军也停止了对日本沿海城市地炮击，全面封锁所有通往日本地航线，所有敢出海作业的各种日本船只不是被击沉便是被俘虏。
从战争初期到现在，北洋海军俘虏地各种日本船只已经达到上百艘，而没有蒸汽动力驱动的旧式木帆船更多，能够带回中国的全部转移回去，不能转移的则被北洋海军直接弄沉。这些俘虏的日本船只将会在天津等地接受拍卖。由于价格十分低廉。中国商人对此非常感兴趣，按照谭延的说法。这些船只拍卖所得是无法填补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的亏空，但是总能够解决燃料的价钱。
中日双方在公使团的调解下在北京进行谈判，陆陆续续进行到五月份，最终日本在各国列强的压力之下和中国军队在九州岛南部海岛上的军事行动下屈服，最后的赔款数额定在了五千七百万两白银。根据中国的要求，所有的赔款必须要以黄金和英镑按照市价来偿还，这同样也让日本政府感到非常头痛——白银的市场价格虽然波动很大，但是总体趋势是向下运行，赔款时间拖得越长，对日本政府就越为不利。为了偿还中国战争赔款，日本政府被迫强制性的在国内发行债券，并且再次提高了赋税水平。
如果不算甲午战争中中国赔给日本的三千五百万两的话，这个数字应该是让谭延感到非常满意的，可是刨除甲午战争赔款的三千五百万两，剩下的两千二百万两白银的赔款对中国而言是非常亏本的——这两千万两白银刚刚好购买英国的四艘日本战舰，而发动战争的弹药消耗、人员损失和战舰沉没维修等方面，这等于是中国打了一场亏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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