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说的，李杨题材本身的审美多义性再加上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审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视角下的李杨悲剧，使得李杨故事这部历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断被接受、被创造中获得新的生命，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机。
当然，除了上面说的众多原因外，还有李杨爱情故事在戏曲文学中的本事流变过程及其原因。
因为我们在探讨了李杨爱情为何能够拥有巨大的生命力得以渊源流传之后，我们还必须继续来考证一下李杨爱情故事这一题材在戏曲文学中的流变过程。
并以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明代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和清代洪昇的传奇《长生殿》为例探讨李杨爱情故事在戏剧文学中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而涉及到这方面的比较好的论文主要有钱叶春的硕士论文《李杨之恋的文化阐释》，以及复旦大学杨静的硕士论文《<长恨歌>与李、杨题材古今戏剧的研究—以主题演变为中心》，和程芳的硕士论文《李杨爱情故事的承传与流变》。
包括张帆的硕士论文《在流转中永生与超越》，孟繁树《戏曲史上的“李杨戏”》，刘荫柏《从历史、传说、文学艺术到<长生殿>剧成论考》，叶海英《从历史传奇到爱情神话:论七夕故事在<长生殿>中的原型作用和象征意义》等。
像是李杨爱情故事的本事和在戏曲文学中发展情况。
因为对于李杨爱情故事的本事考证，就必须从唐人的史料和小说记载开始。
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唐代李隆基和杨贵妃两人之间爱情故事主要的史料和文学作品有《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传》、《新唐书-杨妃传》、郑处诲《明皇杂录》、郑萦《开天传信一记》、温舍《天宝乱离西幸记》、宋巨《明皇幸蜀记》、郭提《高力士外传》、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一名《明皇十七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段成式《酉阳杂俎》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
此外宋代《太平广记》卷20引《仙传拾遗》记载了相关故事与传说，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两卷，综合了一前人的笔记和传奇，是李、杨故事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有关杨妃之事，所载非常详细。
到了宋以后，在汁梁和临安等地的瓦舍勾栏里，说话人也开始讲说李隆基和杨贵妃故事。
在当时说话人的重要参考书《绿窗新话》中，也辑录了诸如《杨贵妃私通安禄山》、《杨贵妃窃宁王玉笛》、《杨贵妃舞霓裳曲》、《唐明皇咽助情花》、《明皇爱花奴揭鼓》、《貌夫人自有美艳》等作品。
不过需要说明，这些故事只一个大致轮廓，前述后评，情节略嫌简略。
这时期大量出现的关于李隆基和杨贵妃故事的说话表明，对于帝妃恋情的关注，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诗家感兴的专利，平民百姓也被激发了猎奇心理。
与唐王朝的时间距离，使皇室故事被揭去尊贵、神圣与神秘的面纱，成为平民百姓消闲娱乐的好题目。
描写唐明皇杨妃故事。转踏是一种有歌有舞的表演艺术，它的体制为一诗一词的连曲形式。
显然，这种艺术形式将唱与舞引入李、杨故事体系，对戏曲的发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唐宋时期戏曲艺术形式在逐渐的成熟，出现了多种戏曲形式，而这一时期的李、杨故事通过诗、小说、笔记、说话及转踏等各种艺术形式的铺陈与渲染，勾勒了它的轮廓，添加了情节内容，丰富了它的传奇性，为宋以后李杨戏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对李、杨恋情同情与讥讽这两种矛盾的态度也成为后世李杨戏的两种主要基调。
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被编成戏文、院本，开始在舞台上表演，有据可考的最早当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该书“院本名目”条一记载了《张与孟梦杨妃》、《梅妃》、《洗儿会》、《广寒宫》、《击梧桐》等数个院本剧目。
‘这些院本剧目，多是行院艺人所创作，具有剧情粗率、以演员为中心、动作性强、滑稽调笑等戏曲初生期的特点，时间跨越北宋、南宋、元初等数代。
像是王国维将《梅妃》列入金代作品。
疑似南宋时期作品的李杨戏有《永乐大典?宦门子弟错立身》提及的《马践杨妃》戏文剧目;宋元南戏遗响的福建地方戏莆仙戏有《马践杨妃》存目。
林雾秋编《泉南指谱重编》(上海文瑞楼书庄印刷)载福建地方戏梨园戏七子班遗存的曲文，共四十五套，系闽南七子班常演的二十五种剧目之一((杨贵妃》的残曲。
上述三种剧目，学界一般认为是南宋戏文。
而《泉南指谱重编》中杨妃思念安禄山时所唱两套〔绣阁罗〕套曲，曲牌由“满庭芳”等组合而成，与《天宝遗事诸宫调》亦采用“满庭芳”一套三曲的形式相类似。
刘念兹在《南戏新证》中认为“在《天宝遗事诸宫调》辑本中有禄山思念杨妃曲文，而缺杨妃思念禄山的曲文，疑为南曲专写杨妃之‘污’，以至终被马践之结局。”
“闽南七子班遗存此南曲两套，当与南戏《马践杨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莆仙戏的《马践杨妃》与梨园戏《杨贵妃》之也许存在着剧目相互借鉴的可能，但是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资料可证明，故无法对两剧关系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与说明。
但是，这些存目、残曲的资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李、杨故事至迟在宋、金对峙时期就已经被搬上了各地舞台，而且剧目繁多，长演不辍，深受观众喜爱。
到了元代，许多戏剧家涉足这一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成熟优秀的文人作品。
比如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庚天锡《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浴罢华清宫》，岳伯川《罗公远梦断杨贵妃》(《北曲广正》录数曲，题作《岳伯川撰杨贵妃》，无名氏《明皇村院会佳期》，白朴《唐明皇游月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不过可惜的是，到目前，硕果仅存的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余者皆佚失了。
此外，在元代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作品与戏曲关系颇密切的，还有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
《天宝遗事诸宫调》全书早佚，在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明嘉靖时郭勋的《雍熙乐府》、清初李玉的《北词广正谱等书》中，保存《天宝遗事诸宫调》的套数和单支曲文。
明代，李、杨故事仍是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
杂剧有程士廉《幸上苑帝妃游春》、汪道昆《唐明皇七夕长生殿》、徐复柞《梧桐雨》、叶宪祖《鸳鸯寺冥勘陈玄礼》。
以及王湘《梧桐雨》、傅一臣《锢盒奇姻》、无名氏《秋夜梧桐雨》、无名氏《明皇望长安》、无名氏《舞翠盘》、吾邱端《合钗记》、邓志漠《唐苑鼓催花》。
像是“明初人作，不知谁笔，其情节与《惊鸿记》相同，而提出李白赋沉香亭诗以为标目，盖日惊鸿者，以江妃赐白玉笛作惊鸿舞而名”。
除《惊鸿记》、《彩毫记》、《磨尘鉴》外，余皆佚失。
其中，明代李阳爱情戏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梅妃形象的出现(我们在谈论李杨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梅妃形象作为一个点进行研究)。
梅妃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人实有实无，众说莫一。
她在有关李、杨的重要史料、传奇、小说如《新唐书》、《旧唐书》、《长恨歌传》、《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等作品中均未登场。
据说是唐代曹邺所作的《梅妃传》才详细记载梅妃江采苹生平与遭际，此传在宋代只见于《遂初堂书目》的杂传类著录，直到明代陶宗仪的《说郭》卷三八才有全文，鲁迅先生认为它系宋人的伪作。
还有《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著录《梅妃》剧目，元代现存的李杨戏《梧桐雨》没有提到梅妃。明代，梅妃突然开始在李杨戏的舞台上占了很大的戏份，在《凉鸿记》中甚至成了主角。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李、杨故事从诗文、史传到传奇、笔记，再到说话、讲唱、戏曲，在这种严肃题材逐渐被世俗化为民间娱乐的过程中，梅妃的形象丰满起来。由于梅妃的加入，李、杨故事的情节渐趋复杂，这增强了故事的娱乐性、传奇性和可看性。
到了清代，杂剧有石韫玉的《梅妃作赋》(今乐考证》著录)，据《清杂剧全目》:有万树《舞霓裳》(未见传本)、汪枉《江采萍爱梅锡号》、无名氏《梅妃怨》、梁廷楠《江梅梦》(清姚燮的《今乐考证》及梁廷楠的《藤花亭十种》均有著录)、无名氏《天宝灯游》、无名氏《唐明皇游月宫》(据说有民国时《曲庵》抄本，未查到)。
清代的传奇有:亦斋《环影祠》(佚)，孙郁《天宝曲史》(收《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成书1671年，早《长生殿》17年)，洪异((长生殿》，唐英《古柏堂戏曲集》中《女弹词》和《长生殿补缺》。
还有许逸的《逢壶院》(((古本戏曲从刊》五的初稿选，但在定稿出版时删了)，《清代戏曲史》第二章著录。
“《蓬壶院》四折，卷首有康熙癸未年冯武序、丙午年徐淑序，卷末有癸未三月、己丑二月作者志语二则，以及作者六世孙志语一则。”
“作者志语前一则论南北曲，后一则述有书贾送来洪异《长生殿》，阅过总目，感到与作者用意相同，因而‘叹人必之若此’。”
“可惜作者‘未暇观’，如果仔细一看，恐怕作者就会感到自己作品不足与《长生殿》相提并论了。此剧演杨贵妃死于马鬼坡以后，与唐明皇在蓬壶院永久团聚的故事。”
而《长生殿》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李杨戏，它不仅在李杨戏序列中，就是在整个戏曲史上也是最为光辉夺目的明珠之一。
作者洪异在历经十余年三易其稿才最后完成，本着《长恨歌》的写作宗旨，纯化李、杨爱情故事，隐去杨妃原来是明皇儿媳、寿王之妃的身份，使二人的不伦之恋得到净化。
全剧共五十出，前二十五出，历写缠绵曲折、方奇旎情深的宫庭之恋和安史之乱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后二十五出写在杨妃死后，明皇对她的执着追恋，“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杨妃;做了孤鬼的杨妃也在幽螟中，凄惶地四处追寻明皇。
他们不舍那一点“历劫无生死”的“情根”(二十五出)，奋不顾身孜孜追寻着、奔向对方，其情之真、之切、之深、之苦，浸透纸背，泅润着后世的读者与观众。
且不论其文学、艺术、思想上的成就(这一点在后文将作重点论述)，单单在演出上，自它脱稿时的盛演之况就有徐麟记叙“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
此后《长生殿》至今百余年来，歌场舞榭流播如新”，翻拣笔一记、日记，还可以看到它的演出记载和逸事多胜数。
除文人创作以外，戏曲创作还有另外一条并行发展的线路，那就是民间戏曲。
明清以来也有很多地方戏对于这一题材有了很多的涉及，例如福建地方戏中的莆田戏，萝剧，高甲戏等。
但是需要说明，由于对于民间戏曲文化的忽视，保留下来的文本资料比较少。
所以这也启发我们，在戏曲文化研究领域中，对于民间作品的缺席现象应该予以重视，不只是文人的案头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也应该对民间的戏曲资源进行保护和关注，这对于戏曲文学的研究也是很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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